十三年来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五件经济大事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1990年至2002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追求崇高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更多的是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社会的主流。

　　十三年大脉络

　　今天回看这13年的中国，有个很充分的理由：这差不多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个执政过程。之所以要挑出这几件事情来叙述，是因为：第一，都具有相当广泛深刻的背景；第二，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影响；第三，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独木可见森林，又能承前启后，彼此关联，构成这段历史的大脉络。

　　1992春：“邓旋风”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在1992年1月的南巡，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十三年”。

　　就像每一次离开京城一样，邓的这次出巡也是在一群地方官员的包围中，但他的本意正是要见见这些人，看看京城以外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所以下车伊始，就走到深圳的大街上。这位88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光着脑袋，露着花白稀疏的头发，不穿大衣，话越来越多，带着四川乡音，在城市的喧嚣中微微发颤。陈锡添后来回忆当日印象，说他“和蔼可亲”，“平和地娓娓道来”。可是至少在以下一段话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和蔼平和，而是咄咄逼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周围那些人现在心里明镜似的：这老人是冲着1989年、1990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十年以后，一个名叫“过客”的人在互联网上也谈到这件事：“如果没有他，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痛苦很长时间，那不是‘文革’的痛苦，而是在看到现代化的曙光之后又被打瞎的痛苦。”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和“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他。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旧居，堂屋正门两侧立柱上，一副用金色大字镌刻而成的楹联，就是这样写的。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大厦倾”、“狂澜倒”的痛苦是不应该重演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种痛苦一样令他们感到厌恶，有如邓小平在深圳说的“老百姓不答应”。

　　邓小平在1989年冬天退休的时候，显然没想到会有今日之行。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那时相信中国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所以才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的平民生活。”然而他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都没有用。看来仅仅私下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听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地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农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经过“文革”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体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3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南海决定把邓的主张推向全国。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他们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开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陈锡添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后来轰动全国的那篇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2夏：为市场经济正名

　　新任总书记江泽民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也即1992年春天，他已经拿定了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的主意。他打算站出来，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

　　1992年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那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央党校，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昂着宽阔的额头，开始了那次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演讲。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不仅跟上了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走得更远：“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对于江泽民的讲话，邓小平不禁赞道：“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

　　“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呀！”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1987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地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又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还有很多人，沉默很长时间了，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琏、吴明瑜、董辅、吴象。那个夏季的某一天，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拉拉手，拥抱，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最初还有些见仁见智。童大林喜欢说“现代化市场经济”，有人说应该叫“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还有人说“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最关键的东西已经有了。吴敬琏说：“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派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报纸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

　　计划经济的观念、反和平演变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出现瓦解之象。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前台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现在也忍不住开口了：“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说过的话。他们相信，“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1996：经济实现软着陆

　　在中南海1993年6月采取行动约束疯狂膨胀的经济之前，把当时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加在一起，其实只用两句就说完了，一个是“大干快上”；一个是“同床异梦”。

　　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其实新周期是从1992年启动的。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8%，比1991年高出5个百分点。现金投放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地膨胀起来，到年底达到36%。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货币，但是居民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

　　1993年从春天到初夏，中央政府说了无数话，苦口婆心，希望地方官员们能够理解，经济过热会有麻烦。可是直到7月5日全国金融会议召开的时候，不论中南海说什么，地方官员照样我行我素。大家嘴上众口一词地说“维护中央权威”，实则私下的想法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个报告中严厉批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连副总理朱基也不得不承认，“党的号召力大大下降”。

　　全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的梦魇。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是江泽民与朱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自从进入中南海以来，朱基是第一次真正主持中国经济，而他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20%；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基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中南海又接连发出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20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这位副总理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原来的行长李贵鲜离了职。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基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点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可是在1993年结束和1994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朱基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把印钞机器的转速降下来。这位副总理根据下属的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最繁忙的机器，要属印钞机，是“一天24小时停人不停机”的。钞票的发行速度创了历史纪录，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但是这一次中央政府的办法显然比五年前要聪明许多。他们希望把中国推上“完全用头脑改革的时代”；又说，1994年正是“这种理性改革的第一年”。李鹏总理也说，“出路只有改革”。

　　改革新政在国务院里一路绿灯。官员们重新活跃起来，纷纷把记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立场，解释政府想要干什么，公众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中央政府的“改革新政”包括如下方面：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现在大家都说1994年是“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这让百姓多了几分希望，但还不是兴高采烈，因为政府颁行的种种新政，既不是在这一年开始，也没有在这一年结束。在199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让自己手里的改革和80年代有所区别。当时中央政府的说法，叫做“宏观调控”，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的权力过分膨胀，才能不偏不倚地让两者相融合。“宏观调控”在操作方面的难度之大，令“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副总理朱基，也颇感头痛。

　　接下来的1995年里，中国的经济似乎出现转折。江泽民和朱基联袂导演的“宏观调控”还未稳操胜券，不过，最紧迫的危险已经过去。城市改革本来已经出现突破的机会，可是看到那么多工人下岗，无所事事，衣食无着，实在叫人心惊胆战，不免又退回来。印钞机器的转速慢了下来，一塌糊涂的银行恢复了秩序，通货膨胀被遏止了，新的麻烦是通货紧缩。城里人用了30多年的粮票被取消了，进城做工的农民不用再背着大米了，商店的货架上什么都有，老百姓买东西也不用排队了。自从50年代以来，“商品短缺”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学者们把它叫做“短缺经济”，也叫“卖方市场”，意思是说，卖家是大爷，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没有卖不动的东西。买家是孙子，想买点东西，还得到处求人。政府殚精竭虑40多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40个月，情形就变了。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朱基干脆说，“没有不多的”。人们现在谈论的话题是：卖粮难，卖油难，卖棉花难，卖水果难，卖肉难……真是奇特：“短缺时代”就这么结束了。一个新概念也在这一年中成为学者和官员的话题：买方市场。

　　到了1996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所有最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中国的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情节：邓小平自从1994年春节在上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到现在已经十几个月过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这让人们都相信，第三代领导人真的依靠自己的智慧主持大局了，而新时代开始得相当不错。

　　分化

　　为了正确估计第三代领导人的执政结果，我们应该记得，由江泽民初任党的总书记到2002年秋天他的离任，与邓小平的复出到退休这段时间差不多一样长。邓小平念念不忘的“三步战略”，已经如所期待地完成了前两步。没有第一步，也就没有第二步。

　　政府宣布国家的经济总量翻了第二番——也就是每十年增加一倍，又说“小康”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标准”有16条，国家统计局说已经实现了13条，普通中国人谁也说不清楚都是些什么，只知道“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他们还知道70年代后期那种生活艰难、节衣缩食的情况，这时候已经没有了。98%的人家每年赖以维持生活的收入，增加了好几倍，有些人则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凭借这些收入，他们开始在食品市场上挑肥拣瘦，开始吃反季节蔬菜，吃进口水果，开始寻找那个带着一弯水波和一枝嫩芽的绿色食品标签。他们在2001年拿出16371亿元给政府交了税，还花了37595亿元去购买消费品。20年前他们的梦想只在三种牌子的自行车和两种牌子的手表之间徘徊，现在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不再跑到邻居家里去看黑白电视，也不再到家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每100个家庭中有30台空调、50部电话、80台电冰箱、90台洗衣机、120台彩色电视机。此外，还有4500万互联网用户，还有1.9亿个移动电话，移动电话上有十几种铃声供他们选择。大街上跑的汽车，每10辆中有3辆是私人的。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每8户人家就有一辆轿车。与十多年前相比，出生率下降了7个千分点，老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3岁，孩子的平均身高增加了9厘米。

　　各种变化继续以惊人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最新职业调查报告除说明其它许多问题外，还表明人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现在被记录在案的职业有264种了。市政府中有个机构名叫“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专司所有这些职业的延续和变化，有一次还向公众澄清了工资指导价。结果证实，2001年所有职业中企业董事长的年薪最高，平均21.1678万元。工人最低，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足两万元，这包括磨工、屠宰工、制帽工、纺织工、印染工、剪裁工、缝纫工、饲养员和垃圾清运工。在最高和最低之间，还有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厂长、广告和公关经理、研发开发经理、律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财务经理、人事经理、销售和营销经理、采购经理、工程部经理、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系统分析员、国际商务人员、证券交易员。一个女孩子如果长得漂亮并且不怕风险，就有机会在民航班机上当服务员，平均年薪6.8288万元。她如果不幸成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收入就要少得多，大约3万元，要是做一个汽车售票员，那就不到两万元了。不过，这还算是好的，根据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情况，当时全国城市里的低收入者和中等偏低收入户占66%，这些人加在一起，至少有1.6亿人，这么多人的年收入都不到一万元。但这还不是最低的。在北京，政府规定城市职工最低工资每月435元，2002年又增加了30元，不能再少了，可是即使兑现，一年也只有5580元。至于乡下人，收入就更加可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大约为城里人的1/3，再经副局长邱晓华一解释：减去实物的价值，减去用于生产的投资，减去城里人都有而农民却没有的社会保障，一个农民的货币收入，只有城里人的1/6了。

　　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有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处的副处长和韧所说，只是“一定时期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客观反映”。事实上，如果可以设计自己的一生，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他们最讨厌的事情莫过于“走极端”，总会有意无意地秉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不偏不倚。他们嘲笑穷人，也妒恨富人。可是分化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且速度很快。

　　社会分化一向都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是让人既疯狂又失落、既发奋图强又忧心忡忡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化是在新世纪里突然加快的，我们到今天也许还没能洞悉其中深意。就像50年代的“自力更生”、60年代的“大一统”、70年代的“继续革命”、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的很多潮流在当时总是不能被世人充分理解。但它毕竟出现了，寻常时候隐约不见，一有风吹草动就闹得满城风雨。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陆学艺说的：“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他在一番精心的研究之后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已经出现十个阶层，又可以根据经济的情况分成上层、中层和底层。

　　“弱势群体”是个新概念，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承认，都把它当作贫困农民、城市失业和半失业者的代名词。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最有争议的居然不是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而是“中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证明，中间阶层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是“扩张最快”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在诸如深圳这样的城市里，中间阶层已经超过20%。中国人所谓“中间阶层”，类似于西方所谓“中产阶级”。它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更关心中产者的物质生活，而不是这里面的政治是非。在寻常百姓眼里，一个中产者的标志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自己的轿车，收入除了用于衣食住行之外，每年可以安排远途旅游，有一些纯粹属于精神方面的消费，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积累用于投资。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产者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典型的中产者多半住在城市里交通便利、物业发达的街道上，郊外拥有大片草坪的地方已出现一栋栋别墅，但那里人口稀少，都是富人，只是那些排列稠密，造型简练，价格也相对便宜的房屋，吸引了中产者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把这叫做“联体别墅”。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一对收入殷实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一个孩子，住在距离他们工作、上学、购物、娱乐都不太远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城市里面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还不是那么明显，但却正在形成。人们在购房的时候，既讲究地利、讲究款式，也挑选邻居。收入差不多的人们很自然地成为左邻右舍，但是在院墙的那一边，或者在马路对面，就有可能是破棚旧屋，里面生活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们。这种咫尺之间的天壤之别，一点都不妨碍中产者在自家房屋里面精心建造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稍有功名加身或者权势在握的人转而谋财，是90年代的一个潮流。经商之风已经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经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此前很多中国人对商人的看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已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90年代的“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文化个体户，有个文人还成了一个养着60条种狗、180条玩赏狗的养狗场场长。

　　人们越来越露骨地表示对钱的兴趣。有个市委书记去了趟北欧，一路上感叹不已，回来就对北京的一个记者说，“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90年代初期，中国的确还是“无产者”的天下，“万元户”给人的感觉是个大财主，离自己很遥远。如果你在那时候拥有3000元的年收入，你就超过了大中城市就业者的平均水平；如果是4000元，你就属于10%的高收入者之列了。但是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有产者”越来越多，而“无产者”则处处感觉到被漠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有钱人在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是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他们是新闻媒体追逐的对象，是广告商瞄准的目标，是大城市里那些高档消费场所中最受尊重的顾客。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党的理论中，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党现在不仅承认他们的存在，承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还把他们视为国家进步的象征。所谓“小康社会”，所谓“共同富裕”，其实就是建设一个中产者的中国，有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所说，“扩大中间收入者比重”。

　　2002：创新与接班的大会

　　在2002年11月8日发表的《中国与世界》一文中，法国作家萨米埃尔·皮萨尔特别提到：“中国已经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的大舞台，这次改革可能来得比人们想像的要快。”他在以前写的一本书中曾把中国说成“超意识形态的社会”，这与很多中国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他现在依然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让中国人丢掉经商传统。“这种令人生畏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技术和资本，”皮萨尔写道，“中国目前还在经历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他在语重心长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为即将发生的变革拉开了序幕。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最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制定的原则下召开的，只不过，其中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仍然来自邓小平。这个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党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而且必须加强，当然也应当改善，除此之外，可以尽量地让中国的各种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人们在江泽民的报告中读到了过去13年的总结，读到这一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本来只需报告本届任内的事情，可是没有人觉得那13年一起说说有什么不好，大家早有某种预感，但只有外国报刊敢于在当时就说出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江泽民的报告看上去像是“告别演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的。13年前，江泽民意想不到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那时如果有人预言13年后的中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可是今天，全世界的舆论都认为中国比那时更强大了。党的高级官员说，这13年堪称“盛世”。这是把江泽民时代看得比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时代还要辉煌。其实，即将卸任的总书记已经注意到：党如果真要保持自己的生机，那就必须做一件对她来说匪夷所思的事：理论创新，进而推动政治领域的变化。

　　让亿万中国人都去攀登发财致富之梯，而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演变化于无形之中。这是第三代领导人治国的大脉络，也是成功之处。一个来自贫穷闭塞地区的市委书记读完江泽民在“十六大”上的报告，发现“报告中的‘新’字至少有90多处。”他很敏感，实际上这个字的确是2002年冬天中国大局中的焦点，有如《时代》杂志在11月“中国专号”里说的：“中国人仿佛是世界上最不多愁善感的民族，对‘新’的崇拜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实际上十六大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其表面文字更有刺激性，只是其中最富有突破性的部分，被绝大多数媒体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那正是后来写在党章里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组织本来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这可以从她选择“镰刀加锤头”作为自己的旗帜体会出来，也可以在81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看到。那时候党的纲领是：“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按照这样的旗帜和纲领，资本家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党的敌人或者是产生敌人的土壤。那时候党的确是这样做的，她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贫困农民当作自己的同盟军。尽管后来知识分子的地位越来越高，但在理论上，他们只有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60年代初期赫鲁晓夫以直率的断言使全世界共产党人大吃一惊，他认定，苏联共产党正在成为“全民党”。这些话在当时似乎难以置信，即使在今天也还被老一辈共产党人看作是修正主义的经典之作。十多年前东欧共产党组织纷纷瓦解的时候，中国人关心的是制止自己党内的分裂。但是从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党的组织也在变化。在过去5年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189万人中，有3/4是35岁以下，有4/5受过良好教育。党的组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还有“中产者”，甚至还有“私营企业主”。党员中的工人和农民在50年代曾经占90%，后来占70%，如今却只占45%了，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偏大，收入偏少。毫无疑问，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但她如果不想让自己的生命衰老，那就必须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自己。2002年冬季会议的最具深意之处，是党在改变自己，把自己的执政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这种表面模糊实则犀利的含义，至今仍然未被说破，但是，他们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不敢触犯的政治秩序和组织壁垒，浩荡大西洋、阿尔卑斯山和意识形态的屏障，都阻碍不住。

　　2002年11月7日，基辛格博士告诫世界100多位媒体领导人，不要低估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所包含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此人在过去30年里38次来到中国，现在以洞悉一切的口吻对他的听众说：“美国人的政策被律师和讼案所操纵，中国人的政策由理念支配。”他说对了。在西方，理论是一种学问，只能被人探讨、改变、丰富，而不能支配人。而在中国，理论一向都是至高无上的，是执政者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既热血沸腾又谨小慎微的根源。这里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新的理念，正在成为共产党81年历史上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事实上在2002年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整个中国都在谈论“三个代表”。与此相应的另外一个理念是“与时俱进”。官员、记者、作家、经商者，以及所有感觉应当与党的步调保持一致的人们，都喜欢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三个代表”。有的时候，这个词往往用得很随意以至失去了本来意义。一个城市的繁荣，一种新技术的推广，一部新电影的上映，一个官员的访贫问苦或者亲耕，一个警察的临危不惧，都有可能被归入“三个代表”之列，只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这个词的某些含义表明，党的领袖对党组织的必须领先于时代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迫切期待。

　　共产党的确需要用新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新步骤才行。如前所述，第三代领导人执政以来，已经在党的经济理论上实现两大突破，这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所有制”的理论。现在，他们要在政治领域前进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江泽民是在2000年早春下决心用“三个代表”来改造党的理论的。这位总书记自从上任以来，眼看整个中国都在大步前进，心下满意。可是他要是有心让第三代领导集体青史留名，光有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丰衣足食就不够了，还须高瞻远瞩地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以便指引后人。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党的80周年纪念日到人民大会堂去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三个代表”，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定下了调子。其中有些话，的确是他的前辈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的。比如他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以往的社会阶层——工农兵和干部，无法把他们包括在里面，他们也是中国的建设者，党不应当再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应当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还应把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他周围那些人把这次演讲概括为“七一讲话”，把他的思想压缩成“三个代表”，并且解释说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从后来的情形看，“三个代表”的确是江泽民13年执政思想的精髓所在，他倡导“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这绝非随便说说的。

　　党在江泽民离任的同时承认了党的理论被改造的事实。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还把《党章》给修改了。江和他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的大部分同事都退出了，只留下60岁的胡锦涛来主持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新任总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他的执政思想将与前任一脉相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胡锦涛在一篇可以被看作就职演说的简短讲话中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为我们的前进指明了方向。”

　　2002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也要给自己的执政历史画上句号了。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人都是天助神佑的人物，中国人都说他们运气真好，还说中南海比过去成熟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把他们看作时代的代表，真正的奇迹是由亿万对新生活满怀憧憬又干劲十足的老百姓创造的。他们是熟练的工人、朴实的农民、精明的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有些人则是来自西方。中国的资源和中国人的改变现状的欲望，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伟人的权威、领袖的口才、“铁腕宰相”的组织天才，都不能比拟。北京的人们再次提到“继往开来”，这话他们在13年前曾经说起过。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是过去50年来最少伟人色彩的一次党代会，也是过去80年里党的领袖第一次按照正常程序移交权力。在此之前，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犯了错误中途下台，就是在任内去世。所以我们可以把2002年冬天的会议看作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要比“谁下谁上”这类问题更值得回味。事实上21世纪的中国将不再是伟人的时代，而是普通人的时代。新一代中国人更在乎凡人的事情，宁愿在党的理论体系中寻找那些对自己更有利的变化，然后去造就更多的变化。他们在过去的20多年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成功。那些在“第三代”执政期间年逾40的人都有体会，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种种弊端的宽容性已经历了极大的考验，有时候简直忍无可忍，但他们毕竟忍耐过来了，今后还将继续忍耐。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的问题开列出来，也可以写成一个长长的清单：经济增长放缓、银行呆账问题、失业问题、国有企业问题，农业迄无振作之象、农民不满、腐败猖獗，中西部的落后，而东南沿海那些依靠出让土地支撑高速增长的地区，已经没有多少土地可让了……这张清单可以被看作是新一代领导人前进道路上的“地雷阵”。和13年前比起来，很多地雷被排除了，但也有一些地雷更加危险了。好在中国人总是以乐观豁达的精神来对待他们眼前的麻烦。过去20多年里，很多口号都过时了，不断更换，但有一句是始终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年年难过年年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江泽民不再是中央委员了，但仍旧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11月15日，他再次来到人民大会堂，率领全体离任常委和全体新任常委，会见全体十六大的代表，这也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胡锦涛带头为他的话鼓掌，2000多人也跟上来，掌声回荡在人民大会堂，表明“第三代”对这个国家仍然有着的影响力。在过去13年中，每逢那些考验党的意志和国家精神的重大时刻，他们总是聚集在这里。撤消赵紫阳的一切职务、治理整顿、反对和平演变、宣布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党的指导方针、宣布改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消顾问委员会、邓小平退休、主持宏观调控、对付通货膨胀、对付通货紧缩、对付自然灾害、对付法轮功、对付腐败、对付亚洲金融风暴、对付东欧社会主义者的蜕变、对付台湾分离主义者的图谋、对付北约轰炸我们的大使馆，对付美国人撞了我们的飞机、两次修改宪法、两次修改党章、换了两个总书记和两个委员长……所有这些都曾在这里加以考虑，当然还曾无数次地起立向老一辈革命者致敬默哀。他们这些人瞻仰过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遗体，在1997年2月24日，他们曾含着无限悲伤，注视着一辆灵车护送邓小平的遗体远去，经过后来建设中华世纪坛的那片土地，向八宝山公墓不灭的火焰走去。而在五年又九个月之后，他们的后继者又走上了时代的前台。

<摘自南方网>